記者的職責
作爲記者，做報導時難免會採訪一些人，提到一些人，或引用一些人的觀點。
時不時的，我就會因爲採訪、提到或引用到的人，而收到各種「反饋」，比如某某有問題，不應該採訪他，不應該給他市場，等等。
有時候，就算我誰也沒有「招惹」，也會收到信，讓我去勸勸某某人，讓他不要胡說八道、破壞什麼什麼了。
對於我報導的反饋，基本上，我只問一個問題：請問我的報導中，有無不實或不準確之處？
有時候，對方反饋時，也一上來就先說：你報導的事情沒有錯，可是那個人……他生活作風有問題，他被抓時把別人給供出來了，等等。
對於這種信，我一般就沉默不語了。但這些信和這種現象的存在，引起我的思考。
道德審查與道德判斷
第一個問題是：一個人，是否必須得是完人，毫無道德瑕疵，才可以被報導或被引述？
這麼一問，我想人人都會答：不是，因爲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人。
那爲什麼看到我報導了某人，人們會來給我提種種「反饋」呢？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
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是否有道德審查的義務，和道德判斷的資格？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是否具有某種代替大法的「先天」基因？或者是，是否有些大法弟子，心中已經不自覺的把大法弟子辦的媒體，與大法混在一起？
就我個人來說，我是把大法弟子辦的媒體與大法之間嚴格區分的。這樣，我不會因爲媒體的言論而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什麼心理「暗示」，也不會對媒體生出格外的、不正確的心理期待。同時，我也不會將道德審查和道德判斷的「十字架」，扛起來背在自己的肩上。
「把守」天堂大門的職責，不是由媒體來擔當的。從個人修煉的角度講，也是這樣。修煉從來就是修自己，幹嘛總要去評斷別人？
黨文化
當然，自覺不自覺地期待記者對被採訪或報導對像進行道德審查和道德判斷的，不僅限於大法弟子。非修煉人中也大有人在。
也許，這也是慣於樹立「高大全」「英雄人物」的黨文化的一部分？當人們說我報導的某人怎樣怎樣時，也總是「攻擊」他的過往歷史，生活作風和經濟問題一般是首選。
我對這些「花邊傳說」向來不感興趣，更何況，我也根本無力、無興趣去調查其真僞。
然而，幾年持續地觀察下來，還是能看到一種現象：當初非常賣力地在說誰誰誰生活作風有問題的那批人，說完那些話後，基本就消失不見了；也沒看見這些人以同樣積極的態勢去批評或攻擊共產黨。
相反，被指責或攻擊的一些人，不僅要承受種種巨大的壓力和非難，還在一直努力不懈地反共。
所以說，一時看不清的話，幾年下來，也該看清了。這種時候，「十字架」雖然不必背，但我心中，其實還是有一桿秤的。
戰爭及敵人
第三個問題是，有一位朋友，在其自媒體節目中說出一些很「驚悚」的言論，也提出一些很尖銳的問題，如，在被囚禁的狀況下，囚徒們要怎樣反抗，才合於道德？能不能去傷害作惡者和他們的家人？能不能報假火警？等等。
說實話，我一時被問住了。這位朋友提出的一些做法，完全在我的想像力之外，我絕對從來不會那樣想，當然更絕不會那樣做。
然而，當有人讓我去勸勸這位朋友不要「胡說八道」時，我本能的想法是：我有什麼資格去勸他？正如他說的，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二十年來一直都在這樣做，爲何你們沒說什麼、沒覺得不合適？爲什麼我只是想一想把中共對我做過的事搬到時代广場重複、再現一下，你們就受不了了？
我覺得這話問得非常在理。就我來說，我覺得我沒有任何資格去指責一個受過十年迫害的人的一些貌似「偏激」的想法或言論。與其花時間去指責「開導」他，不如把這個時間用在揭露中共、解體邪惡上。
那麼囚徒要怎樣反抗才有「道德」呢？美國在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炸死那麼多人，比報一個假火警造成的傷害不知要大多少倍，爲什麼沒有人說這是不正義的？被奉爲中華經典的兵法著作，教的多是滅敵殺人的手段，爲什麼沒人說它們是不道德的？
我仔細想了想，終於想明白了：其實就是一個敵我界定的問題。
一旦把對方定義爲敵人了，特別是很邪惡的、危害性很大的、與你正處於戰爭之中的敵人，那就沒什麼道德不道德的了，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徹底把敵人打垮，讓它不再具有做惡能力，就是最道德的。
想通了這個問題，我就知道，我們之所以還需要討論中共治下的「囚徒」怎樣反抗才合於道德的問題，是我們許多人在潛意識中，仍然未將中共視爲敵人，所以才會去琢磨什麼樣的方法才夠「道德」。
說穿了，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對於在中共國出生的民衆，包括我自己，從出下來的那一刻，「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東西就被當作真理直接灌輸到腦子中，成了想也不用想的「大腦底色」。在這種情況下，能將中共視爲敵人，確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說，大家才要繼續努力。
2019年6月8日
媒體・道德審查・道德判斷・戰爭及敵人
記者的職責
作爲記者，做報導時難免會採訪一些人，提到一些人，或引用一些人的觀點。
時不時的，我就會因爲採訪、提到或引用到的人，而收到各種「反饋」，比如某某有問題，不應該採訪他，不應該給他市場，等等。
有時候，就算我誰也沒有「招惹」，也會收到信，讓我去勸勸某某人，讓他不要胡說八道、破壞什麼什麼了。
對於我報導的反饋，基本上，我只問一個問題：請問我的報導中，有無不實或不準確之處？
有時候，對方反饋時，也一上來就先說：你報導的事情沒有錯，可是那個人……他生活作風有問題，他被抓時把別人給供出來了，等等。
對於這種信，我一般就沉默不語了。但這些信和這種現象的存在，引起我的思考。
道德審查與道德判斷
第一個問題是：一個人，是否必須得是完人，毫無道德瑕疵，才可以被報導或被引述？
這麼一問，我想人人都會答：不是，因爲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人。
那爲什麼看到我報導了某人，人們會來給我提種種「反饋」呢？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
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是否有道德審查的義務，和道德判斷的資格？大法弟子辦的媒體，是否具有某種代替大法的「先天」基因？或者是，是否有些大法弟子，心中已經不自覺的把大法弟子辦的媒體，與大法混在一起？
就我個人來說，我是把大法弟子辦的媒體與大法之間嚴格區分的。這樣，我不會因爲媒體的言論而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什麼心理「暗示」，也不會對媒體生出格外的、不正確的心理期待。同時，我也不會將道德審查和道德判斷的「十字架」，扛起來背在自己的肩上。
「把守」天堂大門的職責，不是由媒體來擔當的。從個人修煉的角度講，也是這樣。修煉從來就是修自己，幹嘛總要去評斷別人？
黨文化
當然，自覺不自覺地期待記者對被採訪或報導對像進行道德審查和道德判斷的，不僅限於大法弟子。非修煉人中也大有人在。
也許，這也是慣於樹立「高大全」「英雄人物」的黨文化的一部分？當人們說我報導的某人怎樣怎樣時，也總是「攻擊」他的過往歷史，生活作風和經濟問題一般是首選。
我對這些「花邊傳說」向來不感興趣，更何況，我也根本無力、無興趣去調查其真僞。
然而，幾年持續地觀察下來，還是能看到一種現象：當初非常賣力地在說誰誰誰生活作風有問題的那批人，說完那些話後，基本就消失不見了；也沒看見這些人以同樣積極的態勢去批評或攻擊共產黨。
相反，被指責或攻擊的一些人，不僅要承受種種巨大的壓力和非難，還在一直努力不懈地反共。
所以說，一時看不清的話，幾年下來，也該看清了。這種時候，「十字架」雖然不必背，但我心中，其實還是有一桿秤的。
戰爭及敵人
第三個問題是，有一位朋友，在其自媒體節目中說出一些很「驚悚」的言論，也提出一些很尖銳的問題，如，在被囚禁的狀況下，囚徒們要怎樣反抗，才合於道德？能不能去傷害作惡者和他們的家人？能不能報假火警？等等。
說實話，我一時被問住了。這位朋友提出的一些做法，完全在我的想像力之外，我絕對從來不會那樣想，當然更絕不會那樣做。
然而，當有人讓我去勸勸這位朋友不要「胡說八道」時，我本能的想法是：我有什麼資格去勸他？正如他說的，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二十年來一直都在這樣做，爲何你們沒說什麼、沒覺得不合適？爲什麼我只是想一想把中共對我做過的事搬到時代广場重複、再現一下，你們就受不了了？
我覺得這話問得非常在理。就我來說，我覺得我沒有任何資格去指責一個受過十年迫害的人的一些貌似「偏激」的想法或言論。與其花時間去指責「開導」他，不如把這個時間用在揭露中共、解體邪惡上。
那麼囚徒要怎樣反抗才有「道德」呢？美國在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炸死那麼多人，比報一個假火警造成的傷害不知要大多少倍，爲什麼沒有人說這是不正義的？被奉爲中華經典的兵法著作，教的多是滅敵殺人的手段，爲什麼沒人說它們是不道德的？
我仔細想了想，終於想明白了：其實就是一個敵我界定的問題。
一旦把對方定義爲敵人了，特別是很邪惡的、危害性很大的、與你正處於戰爭之中的敵人，那就沒什麼道德不道德的了，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徹底把敵人打垮，讓它不再具有做惡能力，就是最道德的。
想通了這個問題，我就知道，我們之所以還需要討論中共治下的「囚徒」怎樣反抗才合於道德的問題，是我們許多人在潛意識中，仍然未將中共視爲敵人，所以才會去琢磨什麼樣的方法才夠「道德」。
說穿了，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對於在中共國出生的民衆，包括我自己，從出下來的那一刻，「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東西就被當作真理直接灌輸到腦子中，成了想也不用想的「大腦底色」。在這種情況下，能將中共視爲敵人，確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所以說，大家才要繼續努力。
2019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