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午餐時，一同事冷不丁的問：「哎，你們說，王立軍交給美國的材料中，到底有沒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證據？」
說實話，之前雖然看過各種關於王立軍交給美國領事館的材料的猜測和分析，但我自己從未深想過這個問題。
面對同事冷不丁的提問，我的腦子裡也冷不丁的閃現出一個答案：「有！」
這個答案閃現之快、之確定，連我自己都吃驚。但緊接著我便知道為甚麼是「有」：
王立軍走出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時，嘴裡喊的是「魚死網破」。假如真如一些傳言所說，王立軍交出的材料，是薄熙來的貪腐證據、「謀反」證據，這些東西，夠得上讓王薄「魚死網破」嗎？
夠不上。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中共，誰貪污了多少也好、誰「謀反」也好，誰當政也好，都是中國的「內政」，不會影響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正常邦交關係。作為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它一旦確立了與某個國家建交，承認某國、某政權，一般說來，它不會去管這個國家的貪腐與「謀反」「內政」的。它不會因為薄熙來貪腐或謀反就怎樣，那麼王立軍將這些東西交給美國，也根本談不上甚麼「魚死網破」。
相反，如果交出的材料中，涉及到活摘器官這樣的反人類罪行，那麼這種罪行一旦經美國政府公諸於世，對於薄熙來和王立軍來說，那才真正是「魚死網破」的大事。
事實上，這樣的罪行如果真的被世人確認、相信、瞭解，整個中共，也就完蛋了，它就沒有了任何再生存下去的道義基礎。
同事又問：「如果真有這樣的證據，美國政府為何不公佈？」
反過來想：如果美國政府公佈了，意味著甚麼？意味著：一、美國承認、接受了這種證據，並願意為此種證據背書；二、面對這樣的反人類罪行，美國立刻就將自己置於一種不能不管的道義責任之下，就必須立即對此有所反應，有所作為。
美國政府做好這種准備了嗎？難說。
相反，不公佈，就可以等待，就可以不必負道義上的責任，甚至可以說，面對這樣的大事，美國必須持很慎重的態度。最好讓中共自己出手處理此事，自己內部先打起來，美國豈不省很多力氣？
也許，一個政府，跟一個個人也差不多。幾年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剛剛出來時，連我自己都不願相信、不敢相信。一是，這太可怕、太聳人聽聞了；二是，一旦選擇了相信這種說法是真的，馬上就面臨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如果這是真的，我該為制止這種驚天罪行做點甚麼？
從這個意義上講，選擇不相信，甚至「大義凜然」的譴責法輪功學員「造謠」，要容易得多。
有趣的是，在許多「普羅大眾」憑著自己的感覺或感情而否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之時，真正的醫學專家卻不需別人說服，自己就得出了結論。筆者曾接觸到兩位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醫生。
一位是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 Caplan）教授。他在近日發表學術演講時、接受筆者採訪之時，都毫無保留的表達了對於中共「按需殺人」的反人類罪行的強烈譴責。對卡普蘭教授來說，能夠許諾在三週內替你找到一個肝，只有「按需殺人」才能做到，而中國許多家醫院，特別是軍用醫院，一度就是這樣公開招攬顧客的。在美國或澳洲等國，一般需要好幾年、甚至十來年才能等到一個器官。
卡普蘭教授3月13日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時說：
「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週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能在三週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Kill on Demand)。」（附：八分鐘演講視頻）
另一位醫生是「反對強制摘取器官醫生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以色列特拉受麥爾（Tel-Hashomer）謝巴（Sheba）醫學中心心臟移植部主任、拉維（Dr Yaacov J. Lavi）。筆者2008年到以色列參加人權聖火活動時，與《血淋淋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之一大衛‧喬高一起拜會他。
拉維醫生說，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導出來之前，他就已經知道中國在這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他有個病人需要做心臟移植，在以色列等了一年也等不到心臟，有一天這個病人突然告訴他，已經在中國找到心臟了，且已安排好了某天做手術。
他說，聽到這個說法時，他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由於心臟脫離人體後只有四、五個小時的存活時間，這就意味著，中國的醫院可以「預知」，或「計劃」好哪天能得到心臟。如果是等自然死亡的人捐獻，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知道死掉的這個人剛好能配上需要器官之人的血型？？？
由於這個親身經歷，拉維醫生對之後才曝光的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深信不疑，並積極推動阻止強制摘取器官，同時也組織將大衛‧喬高與大衛‧麥塔斯的《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翻譯成希伯來文。由於他及其他人員的努力，以色列政府在2008年時就已經停止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病人報銷醫藥費。
同事聽了我的分析，頻頻點頭道：胡溫真應該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迫害法輪功的真相曝光於天下，同時將迫害直接責任人繩之以法。真能這樣做，他們真能得民心；而不這樣做，自己也難開脫歷史責任、甚至成為千古罪人。
我說，這一點，溫家寶自己也知道吧？不然，何來「求得人民的寬恕」這一說？
近日百度頻頻出現解禁「轉法輪」、「活摘器官」、「神韻演出」、「六四」等高度敏感詞的「異動」。也許這一切的背後，真的有大文章吧。網禁真能打開，民眾真能瞭解真相，中共之解體，也許一夜之間就能平穩的、順理成章的發生，不需要經過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過程。
共產黨不存在了，每個個體都還是活生生的人。只不過，每個人幹過甚麼，在將來的法制社會，終究還是要負法律責任吧；「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天理，則更是逃脫不掉的。正在發生的一切，不正是「天滅中共」之表現麼？
2012年3月25日
2012年王立軍在成都法庭（網絡圖片）
附：
卡普蘭教授談王立軍及器官活摘之新聞報導：
國際知名專家：中共衛生部間接承認活摘
國際醫學專家：王立軍罪同納粹
英文報導：
Chinese Regime Indirectly Admits Organ Harvesting: Bioethics Professor
王立軍到底有無將活摘證據交予美國？
昨日午餐時，一同事冷不丁的問：「哎，你們說，王立軍交給美國的材料中，到底有沒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證據？」
說實話，之前雖然看過各種關於王立軍交給美國領事館的材料的猜測和分析，但我自己從未深想過這個問題。
面對同事冷不丁的提問，我的腦子裡也冷不丁的閃現出一個答案：「有！」
這個答案閃現之快、之確定，連我自己都吃驚。但緊接著我便知道為甚麼是「有」：
王立軍走出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時，嘴裡喊的是「魚死網破」。假如真如一些傳言所說，王立軍交出的材料，是薄熙來的貪腐證據、「謀反」證據，這些東西，夠得上讓王薄「魚死網破」嗎？
夠不上。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中共，誰貪污了多少也好、誰「謀反」也好，誰當政也好，都是中國的「內政」，不會影響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正常邦交關係。作為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它一旦確立了與某個國家建交，承認某國、某政權，一般說來，它不會去管這個國家的貪腐與「謀反」「內政」的。它不會因為薄熙來貪腐或謀反就怎樣，那麼王立軍將這些東西交給美國，也根本談不上甚麼「魚死網破」。
相反，如果交出的材料中，涉及到活摘器官這樣的反人類罪行，那麼這種罪行一旦經美國政府公諸於世，對於薄熙來和王立軍來說，那才真正是「魚死網破」的大事。
事實上，這樣的罪行如果真的被世人確認、相信、瞭解，整個中共，也就完蛋了，它就沒有了任何再生存下去的道義基礎。
同事又問：「如果真有這樣的證據，美國政府為何不公佈？」
反過來想：如果美國政府公佈了，意味著甚麼？意味著：一、美國承認、接受了這種證據，並願意為此種證據背書；二、面對這樣的反人類罪行，美國立刻就將自己置於一種不能不管的道義責任之下，就必須立即對此有所反應，有所作為。
美國政府做好這種准備了嗎？難說。
相反，不公佈，就可以等待，就可以不必負道義上的責任，甚至可以說，面對這樣的大事，美國必須持很慎重的態度。最好讓中共自己出手處理此事，自己內部先打起來，美國豈不省很多力氣？
也許，一個政府，跟一個個人也差不多。幾年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剛剛出來時，連我自己都不願相信、不敢相信。一是，這太可怕、太聳人聽聞了；二是，一旦選擇了相信這種說法是真的，馬上就面臨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如果這是真的，我該為制止這種驚天罪行做點甚麼？
從這個意義上講，選擇不相信，甚至「大義凜然」的譴責法輪功學員「造謠」，要容易得多。
有趣的是，在許多「普羅大眾」憑著自己的感覺或感情而否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之時，真正的醫學專家卻不需別人說服，自己就得出了結論。筆者曾接觸到兩位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醫生。
一位是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 Caplan）教授。他在近日發表學術演講時、接受筆者採訪之時，都毫無保留的表達了對於中共「按需殺人」的反人類罪行的強烈譴責。對卡普蘭教授來說，能夠許諾在三週內替你找到一個肝，只有「按需殺人」才能做到，而中國許多家醫院，特別是軍用醫院，一度就是這樣公開招攬顧客的。在美國或澳洲等國，一般需要好幾年、甚至十來年才能等到一個器官。
卡普蘭教授3月13日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時說：
「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週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能在三週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Kill on Demand)。」（附：八分鐘演講視頻）
另一位醫生是「反對強制摘取器官醫生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以色列特拉受麥爾（Tel-Hashomer）謝巴（Sheba）醫學中心心臟移植部主任、拉維（Dr Yaacov J. Lavi）。筆者2008年到以色列參加人權聖火活動時，與《血淋淋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之一大衛‧喬高一起拜會他。
拉維醫生說，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導出來之前，他就已經知道中國在這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他有個病人需要做心臟移植，在以色列等了一年也等不到心臟，有一天這個病人突然告訴他，已經在中國找到心臟了，且已安排好了某天做手術。
他說，聽到這個說法時，他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由於心臟脫離人體後只有四、五個小時的存活時間，這就意味著，中國的醫院可以「預知」，或「計劃」好哪天能得到心臟。如果是等自然死亡的人捐獻，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知道死掉的這個人剛好能配上需要器官之人的血型？？？
由於這個親身經歷，拉維醫生對之後才曝光的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深信不疑，並積極推動阻止強制摘取器官，同時也組織將大衛‧喬高與大衛‧麥塔斯的《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翻譯成希伯來文。由於他及其他人員的努力，以色列政府在2008年時就已經停止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病人報銷醫藥費。
同事聽了我的分析，頻頻點頭道：胡溫真應該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迫害法輪功的真相曝光於天下，同時將迫害直接責任人繩之以法。真能這樣做，他們真能得民心；而不這樣做，自己也難開脫歷史責任、甚至成為千古罪人。
我說，這一點，溫家寶自己也知道吧？不然，何來「求得人民的寬恕」這一說？
近日百度頻頻出現解禁「轉法輪」、「活摘器官」、「神韻演出」、「六四」等高度敏感詞的「異動」。也許這一切的背後，真的有大文章吧。網禁真能打開，民眾真能瞭解真相，中共之解體，也許一夜之間就能平穩的、順理成章的發生，不需要經過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過程。
共產黨不存在了，每個個體都還是活生生的人。只不過，每個人幹過甚麼，在將來的法制社會，終究還是要負法律責任吧；「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天理，則更是逃脫不掉的。正在發生的一切，不正是「天滅中共」之表現麼？
2012年3月25日
2012年王立軍在成都法庭（網絡圖片）
附：
卡普蘭教授談王立軍及器官活摘之新聞報導：
國際知名專家：中共衛生部間接承認活摘
國際醫學專家：王立軍罪同納粹
英文報導：
Chinese Regime Indirectly Admits Organ Harvesting: Bioethics Professor